《大学生当农民—我曾经的理想和反思》张珏

发布时间:2015/6/24 20:12:36     点击数:

 

 

大学生当农民——我曾经的理想和反思

   

“后知青时代”是知青人词典里的词汇,特指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离乡返城后的那段岁月。作为一个“知青时代”的终结是在1978年,但知青人进入“后知青时代”的临界时点则有早有晚因人而异,而我的临界时点显得模糊,那是因为我在上了三年大学后又回农村当了近五年农民,是一个进入“后知青时代”又重返知青时代的知青人。

在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曾经是坚定的“扎根派”。下乡二年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还成为我下乡所在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县委委员。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恢复大学招生后,我便成为文革中内蒙的首届工农兵学员。中国高考制度曾因文革中断,直到1970年才在形式上得以恢复,因为当时的招生制度无需考试,属于定向招收,它是“从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20岁左右,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入学者多为根红苗正者。这歧视性的招生制度直到1977年终止。

我对入选“工农兵学员”毫无思想准备,通知我上大学时,我还说让别人去。记得起初是让我上内蒙古医学院,而我则希望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最终去了内蒙古大学政史系哲学试点班。我把上大学当做是一次读书机会,读完书我还是要回左家营的。

在大学学习的三年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首位任务,但是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理论学习的收效也仅仅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继续革命理论的系统化。这一理论在数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校期间,为了增强体能以适应日后长期在农村生活的能力,我坚持每天清晨长跑,三年寒假我都回到左家营与父老乡亲一起战天斗地。

1974年秋,面临毕业,学校决定让我留校任团委副书记,呼和浩特市委也对我提出选留意见。而我则决定兑现三年前向左家营的承诺,重返农村当农民。用当时的话语讲,就是“同传统观念决裂,当一辈子农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缩小‘三大差别’贡献一份力量”。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以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那段气壮山河的话语勉励自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诚然,当“上山下乡”、“缩小三大差别”、“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三者成为某种神圣的信念体系时,大学生重返农村当农民的行动就是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逻辑选择。

正当我踏上返乡务农之路时,一场不期而至的“反潮流”事件与我相遇。1974年底,《人民日报》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大学生与农民划等号”的经验,提倡工农兵大学生“社来社去”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文革年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一切带有资产阶级痕迹的传统观念都需要决裂之清除之,凡是与私有制传统决裂的行动都被称为“反潮流”,是领袖倡导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于是,我的较为超前的返乡行动便名正言顺的成为“反潮流”壮举,并理所当然的成为“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典型。我的“事迹”上过当年的内蒙古日报的头版头条,还被树为自治区知青标兵。

更意外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使我戴上了一顶炫目的“乌纱帽”。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尤太忠赴托克托县调研,指名让我参加调研活动。事后才知,尤太忠认为县委领导班子年龄偏大,要有年轻人进入。县委书记说有现成人选。就在尤太忠与我谈话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公社与大队的副书记,身份依然是农民。除了增加一些误工补贴外,多半时间仍在左家营,因此我这个与农民“划等号”的大学生还算名符其实。

应该说,当年我之所以能迈出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是左家营有一个让我敬佩和信任的老支书,他是一个能够践行自己信仰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不唯上不信邪,硬是把左家营建成自治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上大学期间,我们已制订了左家营“新农村建设七年规划”,就是要让村民过上“人住瓦房、食有余粮、手有余款”的好日子。“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的夙愿。左家营曾经是孕育我信念与理想、光荣与梦想的地方,至今我还依恋着那片曾经寄托着我初衷的土地。

离开农村有着莫名的无奈。1976年后,当年曾受到提拔重用的知青日子不好过。一些被中央和地方树起的知青标兵,有不少被清算为“三种人”,有的甚至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好在我的的自律和低调使那些指控成为子虚乌有。苦闷彷徨之际,上海知青慰问团赵钊政委来信,给我指点迷津:事情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残酷的政治漩涡。知青的使命已经完成,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老支书也说:孩子,回吧!1979年春我以病退知青身份回到了上海。

多年来,我常对自己当年的人生选择进行反思,我不愿对此作出非此即彼的定论。显而易见,人类对“缩小三大差别”有过艰辛而漫长探索。成功的途径始终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其鲜明特征的,而“上山下乡运动”显然是反其道行之的试验。可是,在当年我们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认识,尤其是对一个在少年时代就确立“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信念的知青人,以后又虔诚地愿以此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可能作出的只能是这样的选择。

我以为,在任何时代,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有一些非功利性的信仰追求,只要是出自真诚的选择,即使幼稚也是崇高的,特别是在愿意为国家民族作出无私奉献的时候。然而,当着我们的青春与一个民族的灾难时代紧密关联时,知青人轻率地发出“青春无悔”的声音,我是不予认同的,因为它并不是现代文明的时代声音。而且,这样的声音会给后人带来不必要的误导----似乎知青人对那个灾难的时代还存有某种暧昧。在我看来,知青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是一场乌托邦实验的试验品。学者温铁军的《八次危机》告诉我们,发生在二十世纪60年、68年、75年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三次危机向农村转移的过程。面对一代知青人的坎坷命运,令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是知青人并不缺少忠诚,更不乏担当和奉献,但是知青人当年的努力并没能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而那些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举措,其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

求解,不懈地求解,它已成为一代知青人难以中断的反思,我想,也许这将是我们可以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来源:2015-06-23上海知青网

 

编辑: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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