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苏州文史资料》里的“我市知青上山下乡”

发布时间:2017/7/23 17:38:08     点击数:

      2000年12月,《苏州文史资料(建国后史料)》第二十八辑编入一文《回忆我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作者是当年参与过苏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干部。

  《苏州文史资料》由苏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辑。


 作者介绍:

     朱宏源 原苏州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顾才荣 原苏州市劳动局副局长

回忆我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节选)

作者 朱宏源  顾才荣   

    

   苏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开始。同全国知识青年一样,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务院的号召下,我市知识青年满怀激情地奔赴农村、边疆,接受劳动锻炼,影响深广,涉及到几乎每个家庭。

作为当年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苏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人员,深为他们的精神事迹所感动。可是,“文革”浩劫使不少资料散失,给形成文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现只能以尽力收集及记忆所得,腋集成篇,作为对这一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史志念。

 

帷幕由此拉开

   

   苏州市有计划成批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劳动锻炼的工作,当时的社会背景是:60年代初,我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以及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遵照国务院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在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同时,全市停办了一批如苏州师专、医专、工专、农专、体专、轻化工技校等近二十所大中专院校,紧缩了普通中学的招生计划,致使一批在校学生和相当部分未能升学的学生停学、待业在家。这就成了当时的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引导知识青年走自学成才道路,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苏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有线广播电台等单位根据中共苏州市委和市人委的要求,专门开设了社会广播学校,以居委会为单位成立青年自学小组,收听广播,补习高、初中等文化,以积极态度等待在国民经济好转后继续升学或就业走上工作岗位。

   不久,亦即是19626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提出:“对于精减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为此,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督导下,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各地国营农场开始了为接收安置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作准备。就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在全国拉开帷幕。

   在省委、省人委具体部署下,我市也相应成立了市学生安置领导小组,由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劳动局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学生安置办公室。根据市委、市人委安排,对已停办和未升学的大中专、高初中毕业学生及其家长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号召,全市各级组织也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动员活动在古城苏州展开。老红军丁桂山支持儿子丁国彪,苏州医学院教授杨汝杰鼓励女儿杨培钊带头报名上山下乡等典型,对全市起着很大的推动影响。广大知青报名要求首批批准上山下乡的决心书纷纷送到了各个街道的报名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摸清思想状况,又通过组织到安置农场参观访谈,再是落实处理好各种实际问题等细致工作,首批批准的121名知青(其中男88名、女33名),于19621221日奔赴东海之滨的国营东辛农场。

1964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下达后,我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这个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着手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在苏州地委的统筹安排下,择定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四个县及本市郊区接收安置知识青年,逐级建立相应机构。市、县在地区安置办公室的部署安排下,落实了定点、建房和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具体负责人,以及住房、自留地、口粮、生产工具和炊事用具等一系列具体工作。

为了推动知青上山下工作,还在我市知识青年中号召学习董加耕、邢燕子、候隽等先进人物,树立去农村当第一代新农民的志向。通过这些宣传发动工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表达自已的决心,有的甚至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要求党对自己考验,有的女青年剪去长辫做好下乡的准备。一时间,校园内、街道里锣鼓声不断,祝贺光荣批准的喜讯不绝;商店挂出横幅,设立专柜,免费供应下乡知青生活用品,满腔热情为上山下乡青年服务:街头还挂起“务农光荣”的横幅标语,气氛非常热烈。

据统计,19631964两年中,城区共有9620余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或国营农场安家落户。其中去昆山、太仓、吴江、吴县各社队的有5800余人;去地方国营农场(吴县水产养殖场、常熟水产养殖场、常阴沙农场、东坝农场、三河农场、洪泽湖农场等)有2500余人;去省农垦系统各农场的800余人,市郊区插队200余人,去省捕捞公司170人,回原籍落户的150余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插队(场)面之广,社会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

1965年,根据边疆建设的需要,在省、市委的部署下,全市开展了“好儿女志在四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教育,激发了知识青年建设边疆、建设祖国的决心。当年,在我市800余名知青上山下乡中,有400余人去新疆和田地区的红旗农场,开创了我市知青成批支边的先例。

1966年,第二批400余名知青,去和田墨玉县卡瓦克(东方红)农场支边。两批支边青年去新疆途中及进场初,都有市安置、劳动、教育、团市委等部门派出负责同志带领的护送干部(包括医生),随队护送并短期留场,具体落实安排好知青的劳动、生活等事宜,使支边青年初步适应后再返苏向知青家长及街道、学校汇报。

 

“文革”中的两个“一刀切”


我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又一次高潮是在1968年冬至1970年春的这段期间。当时,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处于停顿状态,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全市已有四届未能升学就读的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待业青年累计达数万人。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望,或者情绪低落,或是随同“造反”组织,冲冲杀杀。一度青年极度惶惑,家长更为焦急,社会十分担心,客观上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其时“文化大革命”造成城乡各级党委、政府工作已陷入瘫痪,不少早先下乡青年在农村生产劳动和生活安排中出现的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且越积越多,加上由“四人帮”大批“二月逆流”,把矛头针对周恩来总理而带出的“回城风”越刮越烈,波及我市城乡,也有一部分下乡知青返苏“造反”,逗留城市,要吃住,要看病,要户口,要安排工作。虽人数不多,但城乡间波动不小,全市知识青年下乡的安置及巩固工作,陷入了极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既要安置好数万待业青年,又要解决好部分已下乡知青劳动、生活中的若干实际困难问题,使他们安心在农村,其工作量之大、之难是显而易见的。在省市各级领导及城乡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习196812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语录,一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的群众运动再一次在全市掀起,由此缓解了当时看来较难解决的知青“返城风”。

在这段时间里,196619671968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即后来所称的“老三届”),“一刀切”全部动员下乡。对1969届除留城分配的2000人外,其余也全部下乡。这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包括社会青年)累计达40666人,为历来之最,其中,去苏州地区昆山、吴江、吴县、太仓各社队分散插队落户的21497人;去苏北农垦系统建设兵团所属23个农场的17000人;去本省盐城地区东台、大丰、射阳等县插队落户的1662人;回原籍落户的507人。还有部分知青随父母全家去盐城地区农村安家落户。


对“文革”期间的197019711972年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除45人去郊区场圃外,根据上级的计划,我市又实行了与之前截然相反的“一刀切”,即全部留城安排工作。

两个“一刀切”的“政策”,确实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以致出现了同一里巷、同一大院的居民中,有的几个子女全部下乡,有的几个子女全在城里安排工作。下乡子女多的家庭,往往父母生活得不到子女照顾,子女在农村的生活还要父母给予一定的支持。在两种不同情况下,家庭中的经济负担和思想感受出现了比较突出的差异的矛盾,产生了对上山下乡“政策”不满的看法。这种状况到1973年时有所改进。1973届高初中毕业生除部分招工需要和政策留城之外,大部分继续上山下乡,计有2231人,落户地点也安置在就近的郊区所属娄葑、橫塘、虎丘、长青等四个公社和本市天平山、上方山等场圃。其中,插队落户1546人,插场的655人。与之前的插队、插场、支边的知青相比,各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

建立知青点,集体安置知青是在1974年开始的。当时主要考虑到连续几年知识青年下乡,无论插队、插场,都增加了安置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根据省里指示,我市与苏州地区协商后,采取了由产业局与昆山、太仓、吴江、吴县的有关公社挂钩,联手共建了85个知青点,如机械局在吴县橫泾公社;无线电局在吴县渭塘公社等,当年有2785名知青落户到知青点上,实行“三(同)集中,一分散”,即同学习、同吃饭、同住宿,分散在各生产队劳动。1976届、1977届高、初中毕业生安置时,根据中央有关文件指示,除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一人外,其余都应下乡的精神,我市的产业局又分别与市郊娄葑、橫塘、虎丘、长青等四个公社联手建立了56个知青点,接收安置了11879名知青,实行“三集中,一分散”的安置;另有1374名知青到郊区场圃;少量的回原籍安家落户。

我市从1962年冬开始到1977年底15年时间里,先后共有70937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农场。最远的到边陲南疆,最多的在黄海前哨和太湖之滨,或分散落户,或集中在知青点和场圃,少量的是返回原籍或随父母全家下乡。其中在昆山、太仓、吴江、吴县以插队形式,分散落户各社队的30232人,去省农垦系统各农场,以农工形式安置的18302人,分布在省属23个国营农场,以黄海、南通、方强、大中等农场居多;到地方农场的有2900人;插队落户在本市郊区农村社队或郊区场圃的有16087人;到本省盐城地区农村的有1662人;以支边形式到新疆和田地区的810余人;到本省海洋捕捞公司的170余人,此外,还有回原籍农村的784人。

 

调整两个“一刀切”政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我市几乎涉及到每家每户,有的还是一户数名,影响面极大,在当时城乡差别还相当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要求他们“扎根农村一辈子革命”,也确有实际困难。首先是下乡知识青年可以经受艰苦生活锻炼和劳动磨练,得到思想境界的提高和意志的磨练,但就当时条件而言,他们正值求学的年龄,却失去了就读的机会,未能满足对未来作为的追求和向往,求知欲望受到条件的限制;二是他们中不少人的身体条件很难锻炼得完全适应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三是他们的生活多数不能自立,更不能承担子女对家长应尽的义务;四是他们中有的是独生子女,或是多子女下乡务农,父母生活得不到子女照顾,父母也难以补贴子女,这就造成城乡两头生活艰苦,父母子女互为不安的状况;五是即使是个人生活可以维持,下乡多年,年龄增长,婚姻嫁娶等也带来不少具体问题;六是少数知青体弱患病长期回城逗留的,增加了农村社队的口粮负担和城市家长的经济负担,等等。这些都成为党和政府所面对的,亟待研究解决,但一时确又难以解决的问题。1968年冬-1970年春知青全部下乡以及之后的1970-1972届三届全部留城的两个“一刀切”,更加加深了这些矛盾。

 上述矛盾在福建莆田县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1972年底上书毛泽东主席作了反映后,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根据中央决定,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党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党委,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文件对下乡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意见;调整了动员对象的政策和明确了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父母身边无人的政策(即在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时,可以照顾解决回城),并改进了插队方式,采取适当集中,建立知青点的办法,以使比较适应青年特点,并便于保护他们。文件的传达贯彻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和社会的拥护。自此,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有所放宽,下乡条件有所改善,少部分知青的回城工作开始起步。

 据统计:我市从1962年——1977年的15年时间内动员下乡的7万多名知青中,到1977年底止,陆续收回城镇的有2023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1973年后回城的,包括:因病不宜参加农业劳动回城的1820人;因多子女身边无人、独生子女家庭身边无人照顾回城的3100人;通过我市企业招工回城的10586人;应征参军入伍的900多人;被各类学校招生录取继续升学的850多人;被当地吸收为干部的有250人;农垦系统直接安排去所属工厂的2500多人;其他原因照顾回城的150人。


广开门路  统筹知青回城就业

 

 成批知青回城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乡广开了就业门路,为安排知青回城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又及时发出了关于对知识青年“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指示。对此,我市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渠道、多样形式,广开门路,腾出位置,千方百计解决知青回城,并尽快安排他们的工作。

1978年下半年起,到1980年6月止,在短短的一年半多的时间内,我市共统筹安排知青回城50354人。其中统筹回城有3673人;因病不宜参加农业劳动回城的有6693人;因家庭有特殊困难而照顾回城的有1230人;因独生子女,多子女父母年迈无人照顾回城的有107人;因父母退休知青回城顶替(更新劳动力)的有10788人;各企业去农场(村)招工12113人;通过劳动部门调工(农场知青)回城的有783人;应征入伍去部队的有195人;被各类学校招生录取升学的有80人;被当地提拔为干部的有30人;把郊区知青点办成工厂,继而把他们转为城镇职工的有10926人;在郊区场圃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有1607人;当地安排工作的2127人。截止1980年底,还有350余名知青,(绝大多数在农垦系统所属工厂并已结了婚的)仍留在当地。根据中央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对确有困难的农垦系统知青,则由劳动部门通过正常调工的办法作了处理。对所有陆续回城安排工作的知青,政府还规定了一律承认其下乡(插场)期间的工龄为连续工龄,享受有关工资福利待遇。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安排众多知青回城,工作量大,难度不小,但工作中十分注意做到政策逐步放开,思想工作做透,城乡两头准备充分,有计划有步骤进行,进展还是比较顺利。首先解决的是多子女下乡,独生子女,30岁以上未婚知青;再解决已与苏州职工、部队军人等结婚的知青,……对少数下乡前或下乡后曾劳改、劳教的知青,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最后也收回了城市。这样,没有引起社会波动,实现了“把好事做好”的要求。

 在统筹知青回城的过程中,为对知青负责起见, 我市领导与知青插队(场)较多的苏州地区、盐城地区以及农垦系统的领导,多次作了磋商。根据国务院知青办不得任意扩大知青范围的掌握问题,对苏州知青已与当地职工或已与当地知青结婚的统筹回城问题等等,双方都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达成协议,作出妥善处理的办法。即使对知青中因各种原因罹患精神病的(1979年统计全市有30名左右),安排极为困难。为负责到底,全市共拨出12万元(各区3-4万元不等),用作生活及医疗补助,专款专用。逐步由民政部门作正常工作处理。

 为使短时期内众多回城知青及时走上工作岗位,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保障社会稳定,一开始是根据各行各业生产需要,作了统一安排;各单位劳动力很快处于饱和状态后,又采取了知青家长单位包干安排的办法,即:知青父母均在工作的,由父亲一方归口安排;父母中一方工作,一方无工作的,由工作一方归口安排;父母均已退休的,由父亲一方(领取退休金)的单位安排……。知青回城工作的安排得到了各区、街道,各产业局、各单位大力支持。知青返城进厂后的表现,普遍受到良好的反映,认为:经过锻炼的知青工作踏实,吃得起苦,与没有经过锻炼的大不一样。

 总之,我市知青统筹回城的工作进展得既稳又好,回城人数、回城速度都在全省各市之首,工作做得也细致,无论是家长、知青乃至社会各界,反映都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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